专汽厂:北泉牌汽车因力帆重获新生(组图

发布时间: 2周前 (11-03)浏览: 13评论: 0

  十年前,重庆专用汽车制造总厂(下称“专汽厂”)与力帆集团改制重组,成立了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随之北泉牌汽车变更为力帆牌汽车。

  如果再把时针往回拨二十年,1984年被普遍认为是北泉牌汽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和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合拍,客户排着队到厂里等着提车,为了尽快拿货,客户甚至还会到生产一线帮忙推汽车底盘。

  2008年年末的一天,专汽厂最后一任厂长江宁把当时在岗的20多个职工叫到一起,开了专汽厂的最后一次职工大会。

  这是工厂破产前的最后一次开会,自2006年申请政策性破产后,职工们虽然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是当天大家的情绪普遍不高。作为最后留守的厂长,江宁还记得他在会上主要讲到了退休职工的问题,他多次对在场的职工拱手致歉,感谢大家“舍小家保大家”。

  这家发端于1958年的工厂,在经历了国企改革的完整进程之后,通过改制在力帆手中获得新生,最后亏损主体则完成破产,至退出历史舞台,刚好50年。

  江宁在1980年进入专汽厂的时候,工厂门口挂的牌子上面写的是“重庆农用汽车制造厂”。实际上,在稍微年长一点的北碚人心里,“北机厂”这个厂名留存得更久一些。

  1958年,专汽厂的前身还是重庆工业校的一间校办工厂,当时学校停办,上级主管部门将厂校合一,重庆北碚机械厂正式成立,北碚当地人口头说的“北机厂”即发端于此,这个名号一直沿用了21年之久。

  在计划经济时代,北机厂的主流产品实际上是农用水泵。直到1970年代中期,工厂开始试生产农用柴油运输车,这才开始和汽车产品沾边。到了1979年,北机厂正式更名为重庆农用汽车制造厂,这才开始了汽车制造之路。

  回望工厂这段历史,可以感受到彼时的政治经济大环境。1979年工厂更名之时,正值国家农村改革启动。当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经营自主。农村生产力被极大释放,工厂因为产品对路,也迎来了江宁口中的黄金时代。

  “北泉牌”正式登上历史舞台,3吨的农用载重汽车和2.5吨的农用自卸车是工厂彼时的两大主力产品。江宁现在都还记得1984年他在厂里看到的情形,客户们提着钱在厂里排队,有心急的客户甚至来到生产线上,帮工人把待组装的底盘推到厂房里。

  1988年是专汽厂历史上值得书写的另一个年份,因为在这一年里,专汽厂一头扎进低谷。在江宁看来,那是一个重要的拐点。

  中国经济在彼时经过之前数年的高速成长后,开始面临改革关口,农业、工业和商业全线面临一系列困难。那一年“物价闯关”的影响,让全国企业感受到了压力。

  江宁回忆说,那一年专汽厂亏损额达到数百万元。市政府当年对几家亏损大户发出黄牌警告,专汽厂则榜上有名。造成亏损的原因除了经济大环境外,江宁说,也跟产品销量上不去和彼时国企管理水平有很大关系。当时专汽厂的产品线单一,而且质量较差。

  江宁举到一个例子来说明“北泉牌”彼时工艺的粗陋。因为生产磨具精度不够,作为同一批次的两个新车,车门部件却无法互换,几乎是一个车一个样。这暗合了当时一大批企业的通弊,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产量,往往忽视了产品质量管理,而使得产品积压,企业亏损。

  彼时专汽厂有800多名职工,是市里的大型二类企业。市政府的黄牌警告,这在专汽厂的上级主管部门机械局看来是一件大事,当年年末,机械局就派了工作组入驻工厂,希望指导企业走出困局。

  指导的结果,工作组组长李大伦次年留在工厂出任新厂长。在江宁心目中,李是专汽厂历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对市场有一定研究,而且有办法,还是一个出色的鼓动家。”

  李大伦对市场判断很有前瞻性,他上任后对原有的产品布局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以前的农用车产品被定位为过渡产品,保留双排座货车,解决当前的吃饭问题。同时开始试制两个新产品:一是小客车,二是硬顶越野吉普车。

  这次转型中仍遇到经济环境的正面影响,当年对于体制外企业的整顿,客观上惠及不少体制内国企,行业秩序的恢复使得国企再次成为市场的绝对主角。江宁回忆说,当时作为主流产品之一的硬顶越野吉普车,利润可观,而国内因为生产厂家不多,加上市场需求旺盛,专汽厂的盈利能力开始显现。

  1990年,专汽厂结束了长达26个月的亏损。也就是这一年,企业正式由农机厂改为重庆专用汽车制造厂。

  1991年,工厂利润达到1000万元,1992年达到2000万元。江宁说,自1992年开始,专汽厂连续四年入选重庆工业企业50强。到1993年的时候,更名为重庆专用汽车制造总厂。

  此后的1994年被江宁认为是专汽厂的巅峰时刻,那一年企业产值过亿元,工厂的主打产品是7座吉普和19座客车,加上部分组装车利润,企业日子很滋润。

  盛极而衰。江宁将专汽厂衰落的起点定位于1993年,正是在这一年启动的技改,使得工厂在未来数年里负债累累,一直在亏损边缘徘徊。江宁承认,彼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工厂不搞技改是等死,搞技改是找死。

  现在来看李大伦的战略决定,江宁仍觉得具有前瞻性。李在当时就提出,作为地方汽车工业企业,由于没有国家投入,要发展靠自己肯定不行,得和外资企业合作。这之前国家确立了将一汽、二汽、上海、天津、北京、广州作为我国“三大”、“三小”轿车生产基地,与外资的合作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范围内进行。李大伦认为“要想引凤,得先筑巢”。

  企业虽然每年看上去有数千万元的利润,但是不少是应收账款,而一期技改数千万元几乎完全投入车间厂房办公楼建设,竣工后银行负债颇高。

  李因身体原因在1994年辞去厂长职务,接任的厂长接棒了技改战略。江宁回忆,在二期技改完成后,企业贷款达到了近1亿元,每个月的利息费用比工资总额还高。

  在江宁的回忆里,修房子是整个一二期技改里的主题,为什么没有第三期,实在是连年亏损,没钱投入了。

  数千万元的投入搭起了巢的壳,面子有了却没有里子。江宁说,在工艺工装上的技改并没有进行,鲜亮的厂房对于产量和质量并无帮助。而作为地方汽车企业,此时市场上留下的机会也不多了。

  1984年1月,中国汽车的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AMC)合资经营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开业。随后,大众汽车在中国合资建立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1985年,南京汽车工业联营公司与意大利菲亚特集团依维柯公司签署引进S系列轻型汽车许可证转让和技术援助合同;1986年,关于天津汽车工业公司引进日本大发公司夏利轿车技术许可证转让的合同顺利签订,第一辆夏利轿车下线,国内掀起了合资浪潮。

  随着合资企业的产品登场,轿车市场逐步扩大,开始挤占专用车的市场空间。江宁说,那个时候北京有切诺基,上海有桑塔纳,北泉牌吉普这种地方产品工艺质量较差,只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窘境。

  而专汽厂的另一个拳头产品—客车也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厦门金龙、重庆客车、川江、万达等品牌层出不穷。而1995年之后,组装车渠道因为政策原因完全封闭。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下的中国面临着结构性过剩的恶劣环境,95%的工业产品供大于求。一掷千金的技改没有预料到环境如此快转冷,专汽厂在这一年发生了7来第一次亏损,然后再也没有从亏损的泥淖中挣脱出来。

  1998年接任专汽厂厂长职务的新厂长,上任后很快遇到2000年机电集团成立,专汽厂成为集团下一批亏损企业的一员。

  此时专汽厂已经累计亏损数千万元,几无解套办法,而当时改制是主流思路,江宁说普遍声音认为“一改就灵”,所以新厂长也在积极谋求企业改制。江宁彼时任财务处长,参与了多次改制尝试。

  最初的尝试是希望购进一条进口豪华客车生产线,彼时安徽凯斯鲍尔生产线在重庆一企业手里,买入成本约数百万元。银行已经无法贷款,厂长动了心思,准备找尹明善借钱。哪料尹的团队在落实借款过程中,深入了解了汽车行业,尹一直有一个汽车梦,就希望借与专汽厂改制契机进入造车领域。可专汽厂财报实在无法入眼,力帆遂与重庆客车“闪婚”。

  向力帆借钱和改制都受挫,专汽厂又与重庆两家民企进行了洽谈,这其中就包括当时风头正劲的一家摩托车企业,以及正在寻求多元化发展的地产商孙甚林。种种阴差阳错,尝试又无疾而终。

  兜兜转转,2003年春节之后,与重庆客车闪婚又闪离的尹明善主动找到厂长谈改制事宜。由于双方之前都经历了不少挫折,对于故人的这次邀请,双方有一拍即合之感。从3月双方碰头,到9月市政府发文批准此次改制,用时半年完成了交割,效率很高。

  改制完成后,专汽厂用资产换得一笔现金,同时将沉重债务完成了转移。彼时领导班子大部分都去了力帆,按照安排,江宁任副厂长留守善后。

  因为力帆接纳了大部分企业职工,所以专汽厂改制后就剩下数百退休职工,加上一部分后勤人员。由于主体业务剥离,专汽厂遗留下的经营部、运输处和租赁经营的宾馆等相继关门。

  2006年,按上级安排,专汽厂向市里递交了政策性破产申请。2005年年底,江宁接任厂长,他自己也清楚这是最后一任,因为他在破产申请上填写的破产时间是2006年。后来因为破产企业排队,这个时间延后至2008年。

  这一年冬天,破产申请通过了。按照规定,江宁必须组织召开职工大会。他记得在岗职工不超过30人,大家聚在工厂的老办公楼里。看着大家伙都盯着自己,江宁只能连连说了好几遍“舍小家为大家,对不住各位了”。

  一个50年的企业最后在自己任上破产,江宁说自己这几年来还是颇多反思。他认为技改负担加速了企业衰落,如果战略上稍微保守一点,也许可以熬过那段艰难的时期,但历史永远也无法假设和重构。

  不过江宁认为,改制从目前的结果看,是众多选择中的最优路径。“如果站在专汽厂一家的角度,受破产影响的每个专汽人可能都不会对改制满意。但从大局来说,力帆汽车现在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做了轿车,还在海外办厂。这说明改制这个大账是划算的,改制是成功的。”

  江宁认为,如果不改制,专汽厂走到今天未必能有力帆的成就。“就像父亲死了,但是孩子成功了。”江宁说,北泉牌汽车尽管改名为力帆牌,但是基因在那里留下了,无论如何,一个企业没有完全消失,通过改制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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